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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uth Korean women protest against non-consensual filming and sharing of intimate images on August 4, 2018 in Seoul, South Korea. © 2018 Jean Chung/Getty Images

(首尔)- 人权观察今天发表报告指出,韩国网路普遍流传未经女性同意的性爱图片,对被害人造成毁灭性影响。政府应加强防范及应对数位性犯罪。

这份96页的报告,《‘我的人生不是你的春宫’:韩国数位性犯罪》,发现尽管韩国已进行法律改革,遭受数位性犯罪——凭借科技实施的线上性别暴力行为——的妇女和少女在追究刑事责任与民事赔偿方面仍旧面临极大困难,根深柢固的性别不平等是原因之一。数位性犯罪即是未经被害人同意而摄取其数位影像——绝大多数来自妇女和少女——以及未经同意分享,或加以变造、伪造。

“刑事司法系统官员——多属男性——似乎常常不理解,或不接受,这种犯罪的严重性,” 报告撰写者、人权观察女性权利部代理共同主任海瑟・巴尔(Heather Barr)说。“任何人只要看过一张这种非同意影像,都有可能截屏下来,在任何时间、任何网站分享,从而不可控制地散播出去。受害者余生都被迫面对相关犯行的影响——却得不到司法系统多少帮助。”

该报告资料来自38人访谈,包括数位性犯罪受害者和研究者,以及受害者在线问卷调查。

2008年,涉及非法摄影的案件占韩国性犯罪起诉案件的比例不到百分之4。到了2017年,这类案件的数量增加了11倍,从585宗增为6,615宗,占性犯罪起诉案件的百分之20。引起公众关注的数位性犯罪,起初大多是在厕所、更衣室和旅馆等场所安装隐藏式的微型摄影机(“间谍摄影机”),然后将录下的影片出售赚钱。

受害的妇女和少女寻求司法正义遭遇很大阻碍。警方通常拒绝接受报案,而且行为粗暴,对伤害轻描淡写,指责被害人,处理影像毫无敏感度,并以不适当方式进行讯问。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,被害人又要面对取证不易,以及争取法院重视他们声音的困难。

2019年,数位性犯罪案件有百分之43.5遭检察官不予起诉,谋杀案只有百分之27.7,抢劫案百分之19。法官常常从轻量刑——2020年,百分之79未经同意偷拍私密影像案件的被告获判缓刑或易科、并科罚金,百分之52仅判缓刑。又因为女性警察、检察官和法官太少,更增加被害人在司法系统面临的困难。

民事救济,例如强制有罪方删除影像或向被害人给付损害赔偿的法院裁定,并不容易取得。当民事请求是附带于刑事控告而提出,法院通常会搁置民事程序,直到刑事判决定谳再处理。换言之,被害人可能无法在最需要的时候及时寻求帮助。

等到刑事审判告一段落——有时案件不只一宗且耗费多年——被害人通常精疲力竭又背负创伤,无力继续启动民事程序,尽管刑事案件已经取得有利的事实认定。若要提起民事诉讼,被害人必须提供姓名住址,这些个人资讯可供公众查询,犯罪者也查得到,有些被害人因此却步。

“数位性犯罪在韩国如此常见,如此令人恐惧,已经影响到所有妇女和少女的生活品质,” 巴尔说。“妇女和少女告诉我们,她们不敢使用公共厕所,担心公共场所被装上隐藏摄影机,甚至在自己家里也不能安心。许多数位性犯罪被害人表示曾有自杀念头,值得警惕。”

韩国政府和国民议会近年已采取某些重大措施,改革法律,为数位性犯罪受害者提供服务——主要为了因应2018年大规模群众示威的压力。但这些措施仍有不足,部分原因是未能扭转根深柢固的性别不平等,后者使数位性犯罪得到鼓励并被视为稀松平常。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21年度全球性别差距排名,韩国在156个国家当中名列第102位,最大差距存在于经济参与及经济改善机会方面。

韩国女性负担无偿工作的时间是男性的四倍,两性薪资落差高达百分之32.5。相较于全球平均每三名女性中有一位曾遭性别暴力,韩国的性别暴力十分普遍——根据2017年对2,000名韩国男性所做的调查,近百分之80受访者承认曾对亲密伴侣施暴。经国家审定于2015年出版的性教育教材,就因为继续传递有害的性别刻板印象而遭广泛批评。

“韩国数位性犯罪的根源在于,社会普遍接受关于如何对待妇女和少女的有害观念,这是政府必须尽速解决的问题,” 巴尔说。“政府仅仅修改法律,却未曾明确、有力地传达出两性平等、女性不容贬抑的讯息。”

报告案例摘述

朴知英(Park Ji-young)(以下人名多为化名)在男友手机中发现许多显然在公开场合偷拍的女性裙底或臀部照片。她设法进入男友的云端储存空间,又找到40-50张疑似性伴侣的私密照片,其中4张是她自己的。她试图寻找照片中的其他女性,却遭到现已分手的这位前男友恐吓。

她于是向警方报案。但被指派来协助她的律师屡次要求她撤回告诉。她又请了另一位律师,但案子还没送给检察官,就有一名刑警打电话过来,说她若不同意庭外和解,该名前男友的律师就要控告她妨害名誉以及擅自查阅该男档案。

2018年某天凌晨1点钟,正要入睡的崔芝银(Jieun Choi)听见有人一直按她的门铃。应门后,一名警员告诉她,有一名男子从隔壁大楼屋顶透过她的窗户对她进行偷拍。该男向警方坦承已持续对她偷拍两个星期。警方后来取得搜索票,查扣加害人的电子设备,发现他还收集了另外七名女子的照片。崔芝银事后得知,该男数年前也曾被控同样罪行,但他获判缓刑。

李艺琳(Lee Ye-rin)的雇主向她求欢;因他已婚,她没有接受。某日,他送给她一台时钟。她把时钟放在家中卧室,但后来发现它装有隐藏摄影机,而他已接收实时录像长达一个半月。她长期受到此事困扰。“事情发生在我自己的房间——所以有时候,虽然一切如常,我却在自己房间里感到莫名恐惧。”一年后,她仍需服用医师开给她的抗忧郁和抗焦虑药物。

宋智苑(Sohn Ji-won)16岁时在某个随机聊天网站认识某人。“当时我人生卡关,想说也许我需要找个可以依靠的人,” 她说。对方要求传些性爱照片,她就传了。后来她反悔,要求把那些照片删除,他便恶言相向。她又透过Telegram认识了其他男人,他们逼迫她传送私密照片,答应她看过即删——事后却发现其中一张照片被上传某个聊天群组。

姜俞珍(Kang Yu-jin)结束一段四年恋情的两个月后,开始收到一些陌生人的来讯。有个人寄来她被贴在网上的照片,还有 “我的地址,读过的学校,职称,工作地点,以及我居住的大楼外观。”她的前男友坦承所为并向她道歉。但伤害继续扩大。

那些贴文——几个月内发出了数百则——遍布各大网站,包括Tumblr、Twitter、Facebook、Torrent、YouTube、Instagram、Naver Blog、Naver Cafe、Daum blog、Daum cafe和Google相片。某天,两个陌生男子按照贴文内容跑到姜俞珍的办公室找她。“我父母常去的教会里有男人想跟我联络⋯⋯还有些男人发讯息跟我约炮,” 她说。最后她被迫辞职,永远逃离自己的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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